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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血泪——张怀善“死人仓库”里的经历

矿工血泪——张怀善“死人仓库”里的经历

【概要描述】
 

  张怀善

  1927年生,阜新平安矿退休工人,住平安西部宿舍。此材料根据1947年12月28日回忆资料,于1999年3月再次补充访问整理。

  我原籍是河北省威县桑园庄人,因为家里穷,我自八九岁起就随母亲四处要饭,13岁时又给地主放羊。14岁那年,阜新矿把头到我们屯子招工。招工的把头说,到关东吃的是大米白面,住洋楼,挣得还多。我和舅舅一起报了名,同38名老乡一起先步行到德州,从德州火车站坐上闷罐车,车门上锁,一气拉到山海关。下车后,鬼子拿着洋刀问:什么人,凡是回答中国人的就打,只许说是满洲人。在山海关只吃一顿稀高粱米饭,就又上了闷罐车,一直拉到阜新。下车后,在鬼子和警察的看押下,由把头领着到太平招役所挂号,也不知打了多少手印,叫往哪按就按哪。打完手印,平安西部大把头刘振全柜上的小把头王大胡子把我们领到平安西部的劳工大房子里。大房子对面大炕,窄小的窗户上没有玻璃,窗户上挡着席头。炕上没有炕席,把头让我们将随身带来的东西放在大炕上,叫上饭房,给每人两碗苞米面粥。把头把招来的人的东西拿走,说给保存,怕我们跑了,以后却始终也没给。

  第二天把头就来催班了,起来慢的就用镐打,到饭房后每人给两碗苞米粥吃,给一个柳条帽、一条灯带,然后到平安矿一坑下井。当时没有运人的车,大家只能顺着数百米的坑道往下走,那是用风转打眼,风转一响,震耳的响声吓我一跳,我以为出事了,掉头就跑。监工的把头抬手就打了我一镐把。干活是两班倒,白班四点入井,晚上七点多钟升坑。每天劳动强度特别大。

  我由于年纪小,劳累过度,不久就生了病,浑身发高烧,上不了班,汉奸把头见我高烧不懂人事,不能在为他卖命了,就把我扔进了死人仓库。当天晚上,与我挨着睡得同乡老周见我没有了,问炕长:小张上哪去了,炕长说:死了,扔死人仓库了。他便偷偷到死人仓库找我,见我还有气,就把我背回劳工大房子,把我放在炕上,炕长说:“他死了,你背他干什么?”说着就打了老周,老周在气愤之下还手打了炕长,这时日本鬼子来了,见老周打了炕长,掏手枪当场就把老周打死了。

  老周被打死后,监工王大胡子催我上班,说:“怎么不上班?脑袋硬就得上班。”并拽我的耳朵,见我走不动,他把我踢到,连拖带拽的把我拖到一坑井门口,逼我下井干活,我勉强坚持干到下班,升井时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勉强爬到坑门口,刚到人行道风门,风门一响,一个日本鬼子和一个警察说我是“小偷的干活”,又把我打得死去活来。我勉强接到井上,交灯交晚了,灯没电点不着,管灯的一个小鬼子,说我把灯弄坏了,又把我打了一顿,我回到大房子时太晚了,炕长用胶皮鞭子又把我打了一顿,没给饭吃,唉,现在我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活过来的。

  那时工人的安全根本没人管,日本鬼子只管要煤,不要人,井下经常发生事故,许多事故是人为造成的,1942年的一天,一坑掌子面顶板压力非常大,眼瞅着要冒顶,鬼子把头不管工人死活,硬逼迫我们进掌子去抢救机器设备,鬼子有的拿着镐把,有的拿着榔头棍的,警察拿着洋刀把着溜子道和风道,不叫工人出来,结果冒了大顶,当场压死20多人,鬼子却说:“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的没关系,机器的要。”在这次大冒顶事故中,我的左腿下部被砸断,日本鬼子不给治伤,工友把我背回大房子,腿肿的很粗,几天后伤口发炎溃烂了,生了蛆,只好用草棍往下拨拉,炕长说我太脏,不叫在放里面呆,我只好到外面墙底下待着,工友们帮我打点水,给我洗伤口,稍好了些,又得下井干活,我这条伤腿一直到解放后才治好。

  有一次,井下透水,淋头水特大,鬼子逼着我们五六个人进掌子干活,全身都湿透了,当时是冬天,在井下还好些,升井后还不让烤干,走回大房子一路上,身上的衣服冻成了冰,到大房子也不让生炉子烤,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没法睡觉,只好互相靠着取暖。

  还有一次,我们在大巷子里干活,上边的绞车道失灵了,我亲眼看到溜下来的矿车把在下边干活的5个人全给撞死了;几乎是碎尸,把头也不安排人收尸,让人用水管子冲,碎尸骨都顺着水沟冲走了。

  和我一起来的38个人,大部分都死了,若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解放了我们矿工,我也早就死了,根本没有今日。

矿工血泪——张怀善“死人仓库”里的经历

【概要描述】
 

  张怀善

  1927年生,阜新平安矿退休工人,住平安西部宿舍。此材料根据1947年12月28日回忆资料,于1999年3月再次补充访问整理。

  我原籍是河北省威县桑园庄人,因为家里穷,我自八九岁起就随母亲四处要饭,13岁时又给地主放羊。14岁那年,阜新矿把头到我们屯子招工。招工的把头说,到关东吃的是大米白面,住洋楼,挣得还多。我和舅舅一起报了名,同38名老乡一起先步行到德州,从德州火车站坐上闷罐车,车门上锁,一气拉到山海关。下车后,鬼子拿着洋刀问:什么人,凡是回答中国人的就打,只许说是满洲人。在山海关只吃一顿稀高粱米饭,就又上了闷罐车,一直拉到阜新。下车后,在鬼子和警察的看押下,由把头领着到太平招役所挂号,也不知打了多少手印,叫往哪按就按哪。打完手印,平安西部大把头刘振全柜上的小把头王大胡子把我们领到平安西部的劳工大房子里。大房子对面大炕,窄小的窗户上没有玻璃,窗户上挡着席头。炕上没有炕席,把头让我们将随身带来的东西放在大炕上,叫上饭房,给每人两碗苞米面粥。把头把招来的人的东西拿走,说给保存,怕我们跑了,以后却始终也没给。

  第二天把头就来催班了,起来慢的就用镐打,到饭房后每人给两碗苞米粥吃,给一个柳条帽、一条灯带,然后到平安矿一坑下井。当时没有运人的车,大家只能顺着数百米的坑道往下走,那是用风转打眼,风转一响,震耳的响声吓我一跳,我以为出事了,掉头就跑。监工的把头抬手就打了我一镐把。干活是两班倒,白班四点入井,晚上七点多钟升坑。每天劳动强度特别大。

  我由于年纪小,劳累过度,不久就生了病,浑身发高烧,上不了班,汉奸把头见我高烧不懂人事,不能在为他卖命了,就把我扔进了死人仓库。当天晚上,与我挨着睡得同乡老周见我没有了,问炕长:小张上哪去了,炕长说:死了,扔死人仓库了。他便偷偷到死人仓库找我,见我还有气,就把我背回劳工大房子,把我放在炕上,炕长说:“他死了,你背他干什么?”说着就打了老周,老周在气愤之下还手打了炕长,这时日本鬼子来了,见老周打了炕长,掏手枪当场就把老周打死了。

  老周被打死后,监工王大胡子催我上班,说:“怎么不上班?脑袋硬就得上班。”并拽我的耳朵,见我走不动,他把我踢到,连拖带拽的把我拖到一坑井门口,逼我下井干活,我勉强坚持干到下班,升井时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勉强爬到坑门口,刚到人行道风门,风门一响,一个日本鬼子和一个警察说我是“小偷的干活”,又把我打得死去活来。我勉强接到井上,交灯交晚了,灯没电点不着,管灯的一个小鬼子,说我把灯弄坏了,又把我打了一顿,我回到大房子时太晚了,炕长用胶皮鞭子又把我打了一顿,没给饭吃,唉,现在我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活过来的。

  那时工人的安全根本没人管,日本鬼子只管要煤,不要人,井下经常发生事故,许多事故是人为造成的,1942年的一天,一坑掌子面顶板压力非常大,眼瞅着要冒顶,鬼子把头不管工人死活,硬逼迫我们进掌子去抢救机器设备,鬼子有的拿着镐把,有的拿着榔头棍的,警察拿着洋刀把着溜子道和风道,不叫工人出来,结果冒了大顶,当场压死20多人,鬼子却说:“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的没关系,机器的要。”在这次大冒顶事故中,我的左腿下部被砸断,日本鬼子不给治伤,工友把我背回大房子,腿肿的很粗,几天后伤口发炎溃烂了,生了蛆,只好用草棍往下拨拉,炕长说我太脏,不叫在放里面呆,我只好到外面墙底下待着,工友们帮我打点水,给我洗伤口,稍好了些,又得下井干活,我这条伤腿一直到解放后才治好。

  有一次,井下透水,淋头水特大,鬼子逼着我们五六个人进掌子干活,全身都湿透了,当时是冬天,在井下还好些,升井后还不让烤干,走回大房子一路上,身上的衣服冻成了冰,到大房子也不让生炉子烤,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没法睡觉,只好互相靠着取暖。

  还有一次,我们在大巷子里干活,上边的绞车道失灵了,我亲眼看到溜下来的矿车把在下边干活的5个人全给撞死了;几乎是碎尸,把头也不安排人收尸,让人用水管子冲,碎尸骨都顺着水沟冲走了。

  和我一起来的38个人,大部分都死了,若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解放了我们矿工,我也早就死了,根本没有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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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怀善

  1927年生,阜新平安矿退休工人,住平安西部宿舍。此材料根据1947年12月28日回忆资料,于1999年3月再次补充访问整理。

  我原籍是河北省威县桑园庄人,因为家里穷,我自八九岁起就随母亲四处要饭,13岁时又给地主放羊。14岁那年,阜新矿把头到我们屯子招工。招工的把头说,到关东吃的是大米白面,住洋楼,挣得还多。我和舅舅一起报了名,同38名老乡一起先步行到德州,从德州火车站坐上闷罐车,车门上锁,一气拉到山海关。下车后,鬼子拿着洋刀问:什么人,凡是回答中国人的就打,只许说是满洲人。在山海关只吃一顿稀高粱米饭,就又上了闷罐车,一直拉到阜新。下车后,在鬼子和警察的看押下,由把头领着到太平招役所挂号,也不知打了多少手印,叫往哪按就按哪。打完手印,平安西部大把头刘振全柜上的小把头王大胡子把我们领到平安西部的劳工大房子里。大房子对面大炕,窄小的窗户上没有玻璃,窗户上挡着席头。炕上没有炕席,把头让我们将随身带来的东西放在大炕上,叫上饭房,给每人两碗苞米面粥。把头把招来的人的东西拿走,说给保存,怕我们跑了,以后却始终也没给。

  第二天把头就来催班了,起来慢的就用镐打,到饭房后每人给两碗苞米粥吃,给一个柳条帽、一条灯带,然后到平安矿一坑下井。当时没有运人的车,大家只能顺着数百米的坑道往下走,那是用风转打眼,风转一响,震耳的响声吓我一跳,我以为出事了,掉头就跑。监工的把头抬手就打了我一镐把。干活是两班倒,白班四点入井,晚上七点多钟升坑。每天劳动强度特别大。

  我由于年纪小,劳累过度,不久就生了病,浑身发高烧,上不了班,汉奸把头见我高烧不懂人事,不能在为他卖命了,就把我扔进了死人仓库。当天晚上,与我挨着睡得同乡老周见我没有了,问炕长:小张上哪去了,炕长说:死了,扔死人仓库了。他便偷偷到死人仓库找我,见我还有气,就把我背回劳工大房子,把我放在炕上,炕长说:“他死了,你背他干什么?”说着就打了老周,老周在气愤之下还手打了炕长,这时日本鬼子来了,见老周打了炕长,掏手枪当场就把老周打死了。

  老周被打死后,监工王大胡子催我上班,说:“怎么不上班?脑袋硬就得上班。”并拽我的耳朵,见我走不动,他把我踢到,连拖带拽的把我拖到一坑井门口,逼我下井干活,我勉强坚持干到下班,升井时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勉强爬到坑门口,刚到人行道风门,风门一响,一个日本鬼子和一个警察说我是“小偷的干活”,又把我打得死去活来。我勉强接到井上,交灯交晚了,灯没电点不着,管灯的一个小鬼子,说我把灯弄坏了,又把我打了一顿,我回到大房子时太晚了,炕长用胶皮鞭子又把我打了一顿,没给饭吃,唉,现在我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活过来的。

  那时工人的安全根本没人管,日本鬼子只管要煤,不要人,井下经常发生事故,许多事故是人为造成的,1942年的一天,一坑掌子面顶板压力非常大,眼瞅着要冒顶,鬼子把头不管工人死活,硬逼迫我们进掌子去抢救机器设备,鬼子有的拿着镐把,有的拿着榔头棍的,警察拿着洋刀把着溜子道和风道,不叫工人出来,结果冒了大顶,当场压死20多人,鬼子却说:“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的没关系,机器的要。”在这次大冒顶事故中,我的左腿下部被砸断,日本鬼子不给治伤,工友把我背回大房子,腿肿的很粗,几天后伤口发炎溃烂了,生了蛆,只好用草棍往下拨拉,炕长说我太脏,不叫在放里面呆,我只好到外面墙底下待着,工友们帮我打点水,给我洗伤口,稍好了些,又得下井干活,我这条伤腿一直到解放后才治好。

  有一次,井下透水,淋头水特大,鬼子逼着我们五六个人进掌子干活,全身都湿透了,当时是冬天,在井下还好些,升井后还不让烤干,走回大房子一路上,身上的衣服冻成了冰,到大房子也不让生炉子烤,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没法睡觉,只好互相靠着取暖。

  还有一次,我们在大巷子里干活,上边的绞车道失灵了,我亲眼看到溜下来的矿车把在下边干活的5个人全给撞死了;几乎是碎尸,把头也不安排人收尸,让人用水管子冲,碎尸骨都顺着水沟冲走了。

  和我一起来的38个人,大部分都死了,若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解放了我们矿工,我也早就死了,根本没有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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