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阜新煤矿的把头于正泉到张顺廷老家去招工,说东北的条件怎么怎么好,一年四季总换衣服,吃大米白面,父亲听说相信了,就报了名。一家人从青岛上船后发两个棒子面大饼子,船到大连又上火车到奉天(沈阳),从奉天坐火车来到阜新太平矿,到矿后住劳工大房子,大房子外面都是电网,想跑也跑不了,房子里对面炕,男的女的都安排在一个屋子里,吃的是高粱米下锅熬的粥。来时说的那么好,现在一切都变了。张顺廷父亲连着急带上火,就病了,上不了班,把头也把配给本收回去了,不给粮食。父亲病后,张顺廷就出去要饭,要了半年饭,两个幼小的弟弟也活活饿死了
孙家湾南山万人坑东馆137名尸体,是在1943年2月中下旬的时候埋的,这些尸体是由海州辅导所(思想矫正院)拉来的,在埋之前辅导所日本人和孙家湾墓地管理所联系,墓地管理所日本人(斤协)和中国人负责人(高辉林)他们共同坐汽车去南山墓地,找地址之后用汽车拉来煤烧化冻土挖的大沟,共挖三个大沟。挖好之后,完全用汽车拉来的尸体,这三个大沟埋的人约记500名左右,最后就是现在的东馆。是我去南山取尸体清册,记得很清楚137名,我看名册年龄没一个超过25岁的,都是年轻人。 当时埋人情况是用三辆大卡车拉的,上面遮着帆布盖着,另一辆拉的是犯人20几名和武装警察人员10几名,另有一辆中卡车是帆布篷,拉的有一名日本人小格胖子,穿黄大衣戴口罩,有一名中国人负责指挥,大格穿黄大衣带口罩,还有十几名警察人员穿黄色服装,他们都是全副武装,开汽车的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当时带着口罩,不说话认不清是什么人。他们都是起早来埋的 早上天不亮的时候来到南山,他们埋人时,周围设有警戒不让别人到跟前,就我们墓地管理人员也不让到跟前,在10多米远等着,当时看见情况两个人往下抬一个,尸体什么形状都有, 腰踢腿等形状全身没有一点布丝,抬下后扔进坑内,扔完后全都用土埋上,那个大格子指挥负责人由车上拿出名册交给我,他们全部上汽车走了,我回来把名册交给墓地管理所,负责人高辉林注册记账。 另外,他们往南山拉运死尸,经过路程:由海州经过勿拉毛头三楼向南走,经过高德东山住宅,北侧公路至高德营子西公路至孙家湾住宅东头,向南至街基东头小学校西胡同上南山,由山南坡绕过来到埋葬处,他们经过路程是这样运来的。 另外我常去海州见到辅导所(思想矫正院)里的犯人,出干活都两个人带一副脚链子,一头连着一只脚,有武装警察看着干活,周围都是电网,有监视楼。据听传说每顿饭每人给一碗稀粥吃,里面设有各种非法刑具,什么过电灌凉水、老虎凳等刑具。 再有,见到常来墓地管理所找高辉林取联系的,有个中国人是中队长,姓什么不清楚,他带着几个随从人员都是身穿黄色衣服,联系什么时间挖坑和埋人等事项。 再有关于内部细节可找高辉林,他是负责人,他常和他们联系,关于死亡清册名单都经他。保管处理的高辉林他现在朝阳市蔬菜水果公司。上述情况是我亲自见到和听到的事实。 证实人:张殿阁 1970年2月19日 在伪满日伪时期,资产阶级汉奸把头残酷压榨无产阶级工人,得病无人管,活着就装在棺材里,往南山万人坑埋。1943年七月中旬一天,太平矿张方亮把头,工人有病活着拉到南山扔坑内,这天太平矿拉两车死人往南山送去埋,我去检查计数,顺序埋葬,当我到南山墓地是两车尸体都扔进坑内,有两名工人正在埋土,拉运打车已下车走了,我按坑检查计数。突然发现小棺材一动,吓了一跳,我就喊那两名工人用锹撬开棺材盖,那个人坐起来全身没有一点布丝,身体浮肿,把他从坑里抬出来,在小树荫下休息,问他喝不喝水,他点头到下面人家取来凉水,他喝了一碗,他说,他是河北唐山人,叫张井林,年龄20岁,是招工来的。下边屯子老徐太太给拿了一件破裤子给他穿上,又端了一碗稀饭给他吃。我回墓地管理所找负责人高辉林说明情况,日本人让把他抬回去,日本人对我的表现很满意,我就走了,大概过了四五天,太平矿又送来的两车尸体,我在死亡名册上发现了张井林的名字,感到很后悔,如果不把他送回去他也就不会死,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南山万人坑悲惨境况一言难尽。 证实人:张殿阁 1970年2月19日 关于南山矫正院的情况 在1942年春天,从海州拉来5汽车煤炭,由日本人斤协负责拉来的,在孙家湾南山东头一个山沟里,烧了一宿,后来又挖了一个大坑,大约有20多米长,两三米宽,在这个坑内一共拉来四五车死人埋在这里。在埋这137人的时候我在场亲自看到的。这次拉来的人没有大年龄的,最大的26岁,其他的都在25岁以下。 矫正院,设在海州、北局,日伪宪兵队后面,四周设有围墙,上面设有电网,还有盯监哨。 矫正院里来的人,多来自山东、河北,阜新也有一部分。他们是日本在山东实行三光政策被抓来的年轻人,另一部分是对日本人不满而反抗的,还有当地的思想犯。来时都是由闷罐车拉来的。进入矫正院后,两个人带一副脚镣,工作时由日本兵和宪兵看着,工作回来据说每顿喝粥,一顿一碗。 我还记得,日本人可以任意把被捉来的工人绑在木桩子上,一直打到死为止,有的在冬天往身上泼凉水,直到冻死;也有的动刑,如灌凉水、汽油等致死。总之,据我知道的,一般进入矫正院内,没有活着出来的。被折磨死后,扔进死人仓库,有的被耗子吃的满身坑,也有的满身洞。 这些材料是我说的,我已看过,全部属实。 证实人:张殿阁 1968年7月10日
张怀善 1927年生,阜新平安矿退休工人,住平安西部宿舍。此材料根据1947年12月28日回忆资料,于1999年3月再次补充访问整理。 我原籍是河北省威县桑园庄人,因为家里穷,我自八九岁起就随母亲四处要饭,13岁时又给地主放羊。14岁那年,阜新矿把头到我们屯子招工。招工的把头说,到关东吃的是大米白面,住洋楼,挣得还多。我和舅舅一起报了名,同38名老乡一起先步行到德州,从德州火车站坐上闷罐车,车门上锁,一气拉到山海关。下车后,鬼子拿着洋刀问:什么人,凡是回答中国人的就打,只许说是满洲人。在山海关只吃一顿稀高粱米饭,就又上了闷罐车,一直拉到阜新。下车后,在鬼子和警察的看押下,由把头领着到太平招役所挂号,也不知打了多少手印,叫往哪按就按哪。打完手印,平安西部大把头刘振全柜上的小把头王大胡子把我们领到平安西部的劳工大房子里。大房子对面大炕,窄小的窗户上没有玻璃,窗户上挡着席头。炕上没有炕席,把头让我们将随身带来的东西放在大炕上,叫上饭房,给每人两碗苞米面粥。把头把招来的人的东西拿走,说给保存,怕我们跑了,以后却始终也没给。 第二天把头就来催班了,起来慢的就用镐打,到饭房后每人给两碗苞米粥吃,给一个柳条帽、一条灯带,然后到平安矿一坑下井。当时没有运人的车,大家只能顺着数百米的坑道往下走,那是用风转打眼,风转一响,震耳的响声吓我一跳,我以为出事了,掉头就跑。监工的把头抬手就打了我一镐把。干活是两班倒,白班四点入井,晚上七点多钟升坑。每天劳动强度特别大。 我由于年纪小,劳累过度,不久就生了病,浑身发高烧,上不了班,汉奸把头见我高烧不懂人事,不能在为他卖命了,就把我扔进了死人仓库。当天晚上,与我挨着睡得同乡老周见我没有了,问炕长:小张上哪去了,炕长说:死了,扔死人仓库了。他便偷偷到死人仓库找我,见我还有气,就把我背回劳工大房子,把我放在炕上,炕长说:“他死了,你背他干什么?”说着就打了老周,老周在气愤之下还手打了炕长,这时日本鬼子来了,见老周打了炕长,掏手枪当场就把老周打死了。 老周被打死后,监工王大胡子催我上班,说:“怎么不上班?脑袋硬就得上班。”并拽我的耳朵,见我走不动,他把我踢到,连拖带拽的把我拖到一坑井门口,逼我下井干活,我勉强坚持干到下班,升井时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勉强爬到坑门口,刚到人行道风门,风门一响,一个日本鬼子和一个警察说我是“小偷的干活”,又把我打得死去活来。我勉强接到井上,交灯交晚了,灯没电点不着,管灯的一个小鬼子,说我把灯弄坏了,又把我打了一顿,我回到大房子时太晚了,炕长用胶皮鞭子又把我打了一顿,没给饭吃,唉,现在我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活过来的。 那时工人的安全根本没人管,日本鬼子只管要煤,不要人,井下经常发生事故,许多事故是人为造成的,1942年的一天,一坑掌子面顶板压力非常大,眼瞅着要冒顶,鬼子把头不管工人死活,硬逼迫我们进掌子去抢救机器设备,鬼子有的拿着镐把,有的拿着榔头棍的,警察拿着洋刀把着溜子道和风道,不叫工人出来,结果冒了大顶,当场压死20多人,鬼子却说:“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的没关系,机器的要。”在这次大冒顶事故中,我的左腿下部被砸断,日本鬼子不给治伤,工友把我背回大房子,腿肿的很粗,几天后伤口发炎溃烂了,生了蛆,只好用草棍往下拨拉,炕长说我太脏,不叫在放里面呆,我只好到外面墙底下待着,工友们帮我打点水,给我洗伤口,稍好了些,又得下井干活,我这条伤腿一直到解放后才治好。 有一次,井下透水,淋头水特大,鬼子逼着我们五六个人进掌子干活,全身都湿透了,当时是冬天,在井下还好些,升井后还不让烤干,走回大房子一路上,身上的衣服冻成了冰,到大房子也不让生炉子烤,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没法睡觉,只好互相靠着取暖。 还有一次,我们在大巷子里干活,上边的绞车道失灵了,我亲眼看到溜下来的矿车把在下边干活的5个人全给撞死了;几乎是碎尸,把头也不安排人收尸,让人用水管子冲,碎尸骨都顺着水沟冲走了。 和我一起来的38个人,大部分都死了,若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解放了我们矿工,我也早就死了,根本没有今日。